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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二十六:型
电视里介绍日本著名空调生产企业大金试图削减成本,选择和中国的同行格力合作,因为格力具有日本无法比拟的人力和流通优势。格力提出希望得到大金转让某项先进技术,导致大金高层内部爆发激烈争执,有人甚至为此提出辞职。最后,大金董事会仍决定和格力合作,但在格力的工厂试验生产时,日方的代表们纷纷大摇其头。一位大金技术人员拿着格力制造的多出毛刺和棱角的部件说:“这就是金型的问题。”
日语里的“金型”,中文指工业用金属模具。但“金型”不仅是一个名词,这个“型”字在日本有着深刻的文化意义,制品的型号、类型之外,乃至于人的血型。有的日本制西装内常有一个名签,可以写上本人姓名和血型,虽然听说它的用处在于发生意外需要抢救时防止输血事故,我总觉得还有为此人定性的意思。(大家或听说过日本人A型血居多,事实上A、O、B、AB四型血的日本国民比例约为4:3:2:1,O型也并不比A型少很多。)毕竟,个人血型与性格、气质的理论首倡者即为日本学者古川竹二。这个与西方星相学比肩的理论之风靡程度,让战前的日军领导层竟一度想搜集全军官兵的血型,推断每个人的个性与能力,进而重新编组他所属的军兵种,亦可见日本人心目中“型”之观念的重要。
“型”的顾名思义,含有模式化、精确化和门类化的三大特点。日本工业、尤其是制造业的迅速成长,离不开“型文化”的影响。在日本多年,每次搬家总要置办一些家具和用品,但购买时在规格上一般不用费什么脑筋,因为有周密的“日本工业规格”的规范在。比如去商场买一台燃气灶,你不用担心厨房那个凹处的长宽能否容纳,它的“型”一定会恰恰好。而“日本工业规格”就建立在对“型”的强调基础上,它使得工业制品具有统一而精良的品质,也给市场树立了讲求秩序的规范。前面说到的血型性格论,实际上是想把对工业制品的要求推广到人身上,若能依照血型把人分门别类,就会减少人与人之间的龃龉矛盾,打造成一个内耗低、行动效率高的集团。不过,人到底是人,不是机器部件,所以,日军那个“血型部队”的“伟大理想”没几年就被放弃了。但今日乘坐电车或地铁,车厢内的液晶屏幕上还是会不断放映不同血型、星座者的当天运气好坏,偶尔和自己对照一下,倒也不失为路途中的一项小小派遣。大佬们都在玩{精选官网网址: www.vip333.Co }值得信任的品牌平台!
因为讲求“型”文化,于是,在“金型”上自然就要投注心力精益求精。大金指出格力的缺陷,毋宁说是中国制造业普遍存在的问题,也是两国之间工业水平差距的一个根本要素。中国人或许至今仍未充分认识到,这种小部件的生产其实才是整个制造业的核心。日本的“金型”制造者们并非那些声名显赫的大企业,90%是工作人员在20人以下的小厂,称之为作坊大概也不为过。大企业的光鲜,要靠这些小厂的支撑。而小厂当中的佼佼者,也会成长为巨无霸,如同本田当年只是为丰田供应活塞环的小分包商。中国企业界流行的是“把蛋糕做大”,“打进五百强”,可与其有一堆大而无当的“伪巨头”,不如出现一批日本式的中小企业,以坚强的技术能力和品质保证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。
日本著名电影《清兵卫的黄昏》故事背景是江户时代贫瘠的山形县,至今仍然是比较偏远的农业县,但那里有一家生产电源线圈的小公司,其产品占据日本市场的40%,60名员工年销售额30亿日元,是索尼、松下、三菱电机的供货商。该公司的社长上野说,他们也曾把部分生产转移到中国大连、广东等地,还包括监狱,但这种转移的目的是为了节省成本,进一步加强技术开发,确立未来的优势。该公司目前正投入大笔资金,研发世界第一的自动卷线机,已经持续了六年。上野说,鉴于中国制品的品质和付货日期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,“制造业的回归日本将是历史的必然。”这句话对那些美滋滋于招商引资、出卖廉价劳动力的中国人而言,无疑是一种警醒。
之二十七:文士与武士
和某些日本友人聊天,他们还记着自己祖先的武士身份,但已经并不具备任何实质意义。明治天皇时期,政府采取渐进手段,以发行债券或赎买等方式逐渐取消俸禄,消灭了武士阶级。一部分高级武士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爵位,成为仅次于皇族的华族。但随着二战战败,1947年麦克阿瑟宪法颁布,华族阶层也成为了历史。今天在书店里还能看到介绍华族世系的书,某家后人现在是谁做什么,可见日本民众也很八卦。不过,别说华族,皇族中也有混得不怎么样的。有皇族远支凭借身份,办个某某功劳奖,只要花钱就能买得到,还颇受部分在日中国人企业经营者的欢迎。
在九年前的住所附近,一户住宅的门口立着块石碑,上书“幕末剑士某某习武之地”。我初次经过时停步注视了片刻,脑海中想象着百多年前那位日本武士的样子。
士的概念当然出自中国。许倬云在《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动》中说:“士的身份为大夫的家臣和武士……强调忠诚,地位介乎于统治集团和被统治者之间。”士的六艺中,射、御和军事有关,书、数代表要学习文化知识,礼、乐则要求严格遵守礼仪。显然,这个概念与后来日本的武士有诸多接近。
日本武士的产生是在平安时代,一些地方领主建立保卫自己的私人武装,并利用其扩张势力。这种武装逐渐成熟为制度化的专业军事组织,其基础是宗族和主从关系。到了十世纪,朝廷无力镇压地方势力的叛乱,不得不借助各地武士的力量,武士进一步得到了中央的承认,成为特权统治阶级。据1872年统计,日本共有士族425872人,连家属合计1941286人,他们每年的俸禄消耗了日本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。直到明治维新,武士都是统治日本社会的支配力量,从体制、职能上看,变得更类似西方的封建领主和骑士,与中国差异明显。
这个差异是理解中日两国发展道路的一个节点。或许可以说,当士分成了文士和武士……
日本的中学世界教科书中提到中国的宋代,称之为“文治主义”。这或许是士的概念在中国经过漫长演变,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期。清末学者汪士铎批判宋儒及理学,有一段观点颇值注意:“儒者得志者少,而不得志多,故宗孔子多宗其言仁言礼,而略其经世之说。又以军旅未学而讳言兵,由是儒遂为无用之学。”他提到能辅助孔子之道的,分别是申不害、韩非、孙武、吴起,后两者都是军人。这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单纯依靠中国式的文士,没有法家兵家的辅弼,不足以令国家富强。
中国的士变成文士,与武士的脱节,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变化。特别是宋代以降,文士因掌握行政权力,压抑武人的地位,形成文臣和武将之间长期的难以调和的冲突。双方互相排斥贬低,造成严重内耗。而反观日本则似乎不存在这种情况,武士“文武合一”,既是作战时冲锋陷阵的职业军人,也是和平时期的行政管理人员。武士被要求学习文化,欣赏艺术,哪怕是附庸风雅。“维新三杰”之一西乡隆盛出身倒数第二级的下层武士,年轻时为了贴补家用,还兼做代人抄写的零工。或可以说,日本早在古代起就是一个“军人政权”了。
文士与武士,眼界和看法自然不同。清末,日本学者冈千仞来华游历了数月,说了解了中国的病根在于“经毒”和“烟毒”。所谓“经毒”,自然是指中国文士对经书的沉湎。在和那时中国知识分子中眼界最为开阔者之一王韬的交谈中,他说:“世谓战危事,兵凶器。此特言用兵之害耳,若就其神功施与天下者而论之,安知危事凶器非即祥云庆星也?”这段话鼓吹暴力手段的积极意义,已经显露出日本未来国策的端倪。
王韬对此持反对意见,称之为“日本儒士一孔之见”,因为“苟必以战斗为练兵之具,是残民以逞而已,非治国家之道也。”王韬的说法也没有错,日本后来确实因暴力倾向失控而滑向了残民以逞的地步。可是,王韬那一刻没有想到的是,十年之后,中国成了日本暴力的第一个受害者。
之二十八:与地震同行
最近在阅读英国学者托尼•麦克米切尔(Tony Mcmichael)的著作《人类浩劫:失衡生态的反噬》,其中提到生态环境的变化对人类的生物性、文化、健康与疾病模式的影响,我就想起日本的自然环境之于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关系。最简单的一个例子,不妨说说地震。
今年夏天的地震比较频繁,传说中的东海或关东大地震又成了舆论密集议论的话题。根据手边一本昭文社出版的2007年版日本情势,未来30年内,东海地区里氏8级地震的发生概率为86%,关东地区里氏6.7-7.2级地震的发生概率是70%,茨城县海域里氏6.8级地震的概率更是达到90%。近一段小震多发,类似数字便纷纷见诸媒体封面和头条,颇为吸引眼球。似乎谁说得越危言耸听,谁就卖得越好,有点像恐怖电影。
我已记不得来日本之后遇到第一次地震的确切日期,却记得因晃动并不算剧烈,没感到特别的惊恐,反而带一丝新奇生出的快慰。后来的十几年里,经历过上百次的有感地震,最严重的是2005年新泻地震。当时我在东京电影节设置于六本木高层建筑49楼的新闻中心,感到了如同乘船突遇风浪般的摇晃。在那一刻,很多欧美人士惊恐失色,有的甚至划起了十字祈祷,可日方人员大体上保持了淡定(暗示出一种因勇气而生的优越感)。当天一共震了三次,时任首相小泉在开幕式上草草致辞就离开前往灾区。第三次时,我也有些慌了,问旁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情况。他笑了笑:“没事。请放心吧。”让我不禁为自己的怯懦而暗自惭愧。
日本最早的正史《日本书纪》中已经有地震的记载,并且描述了给当时人们生活造成的威胁。一个族群在相对封闭的土地空间内,不断经受地震的考验,必然会深刻地影响这个族群的发展。托尼•麦克米切尔说人类自身为了因应周遭环境会持续地发生着变异,他称之为“天择”。今天的日本人祖先主要是从东亚大陆经由朝鲜半岛而来的移民,他们在日本列岛上的生活历程和人类进化史相比虽然短暂太多,但可以相信,“天择”必定也是在悄然进行的。
在主要的破坏性自然灾害中,地震或许是来得最突然而无法预知的一种。地震对人类生物性的潜在触动可能是极其漫长的,在心理层面却见效很快。以我个人的心态变化为例,除了第一次的好奇之外,最初的两年是恐惧,曾经有午夜遇震半裸着身子跑下二楼的“可耻”举动。但当几年之内的地震都没伤到一丁点儿皮毛之后,会进入一段懈怠期,就是躺在床上继续大睡,爱怎么震就怎么震。这段懈怠期不知不觉地过去,一个新的阶段来临了。我还不知道如何为之命名,它的感觉是有恐惧,但又有茫然。此后的变化,就是开始像很多日本人一样,买点应急物资已备不时之需,甚至在陌生的建筑里去留意安全通道的指示。一种因为较长时间接受突发危险冲击的紧张感,渐渐演变成了本能性的戒惧反应。日本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,养成了几乎渗透到血液中的防灾意识。大佬们都在玩{精选官网网址: www.vip333.Co }值得信任的品牌平台!
几天前,一辆大阪开往东京迪斯尼乐园的长途客车在高速公路上骤然起火,满载的乘客以“镇静有序”的方式全部脱险,无一人伤亡。临变不惊的素养,得自从小就接受的防灾教育,也受益于生性俱来的警觉。
如果和中国对照的话,我不禁想起历史学者佐藤慎一在《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》中的一段论述:中国历史上太多的面临异族军事侵略导致的失败,使中国士大夫们在最初的失利之际缺少应有的警觉。佐藤慎一说得很对。在西方列强挟船坚利炮之威闯入东亚世界时,中国人认识到此乃“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足足花了几十年,在被人家零打碎敲中频频割地赔款以换得片刻苟安。失败太多,何以反倒消磨了警觉?而日本本土在近代之前唯一遭到的外来攻击就是元军未竟的远征,又为何始终保持了对外患的高度警觉?大佬们都在玩{精选官网网址: www.vip333.Co }值得信任的品牌平台!
关于地震为代表的恶劣的自然环境,给日本文化带来的特质,已有不少人论述过,比如生死观美学观等等。我以为,对外界事物和身处环境的警觉,或许是地震的另一个副产品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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